最近看了冯骥才的雕花烟斗，仿佛读到了些触及灵魂的东西，所谓艺术者的知己，知音，未必就是通宵艺术的人。画者未必需要懂画者去了解他的内心，搞声乐的也未必需要懂声乐的人去欣赏他，更不必说懂音乐者了。
文中的主人公是一位老农和画家，一位落魄的画家，一位渴望知音懂他，理解他，在他最需要的时候能够安慰他的人，在他落魄的时候，他的画技显得颓废无力了，是一位栽植花卉的老农的一句美，是他重新感受到了一中异样的微妙的感觉。起初他质疑一个不通宵艺术的老者如何能懂他一个艺术人的丰富的内心，即便是他欣赏自己的雕花烟斗，使自己又看到了生活的曙光，刻下了无数的精美的烟斗，重新被人来人往的光环罩住了。
可文章没有在这停留的意思，故事的笔锋陡然间出现了逆转，画家被所谓的人来人往的给陷害了，生活又回到了原点，切不说门前车马稀了，更重要的是没有人敢在去欣赏他了，他的画，烟斗摆满了家中，这时他才想到很久没有去看老花农了，没有去看他十分喜欢的凤尾菊了。
一日忽然有人敲他的久未被敲的门了，他忙去开门迎接，打开房门时，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了，可是肩膀上扛着他多年所喜欢的凤尾菊，长长的枝一直垂到地上，甚至都遮挡了这个熟悉身影面庞，一句老范亲昵的喊出后，对方没回应。待把花放下后，他发现不是老农，一个年轻人。年轻人说自己是老农的儿子，老人家已经去世了，他顷刻间傻了。年轻人说，父亲知道你最爱看凤尾菊了，这是特意给您栽的，如果他老人家不在了，一定要把它给您送过来。
他呆呆的站着，到此时他才明白最理解，最懂自己，最欣赏他的画技，就是这位一点也不懂艺术的老者，他明白了，他不再说自己没有知己了，他明白了质朴高尚的灵魂是通向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一座桥梁，也是唯一连接生活与艺术的纽带，更是高尚的艺术的最终归宿。可他现在唯一后悔的是自己没有把自己雕刻的最好的烟斗送给他，而是一个普通的烟斗让他带到天堂了。他两眼湿了。
冯骥才在《神鞭》附记里表明了他的创作意图,即“要在《雕花烟斗》、《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等这一条路之外,也在《铺花的歧路》、《走进暴风雨》等那一条路之外,另辟一条新路走一走.即写写地道的天津味儿.笔下纸上都是清末民初此地一些闲杂人和稀奇事.”《神鞭》便写了一个关于辫子的神奇故事.作品通过“神鞭”的兴衰变化,细致真切地再现了晚清时具有浓郁的天津味的市井生活.冯骥才走的这条“新路”,即是把荒诞手法与写实主义的社会风情画揉合在一起,从而使这一历史小说具有了现代意识.作者以出神入化、虚实结合的手法,生动地描写了神鞭如何在庙会上把大混星子玻璃花抽得鼻青脸肿,如何打败色厉内茬的所谓津门武林祖师爷索天响,如何把蔑视中国人的东洋武士打得晕头转向；写出神鞭之神,“挥洒自如,刚猛又轻柔,灵巧又恢宏”,“随心所欲,意到辫子到,甚至意未到辫子已到.这辫子上仿佛有先知先觉”,似乎是祖宗的精灵附在上边.这既荒诞又神奇的辫子功,之所以使读者感到真实可信,正在于这些荒诞的情节非常贴切、巧妙地镶嵌在极其逼真精细的富有天津民俗特色的现实主义描写之中.冯骥才运用幽默诙谐的富于天津味儿的语言,不仅写出了道道地地的天津风俗地方特点,如天津卫的热闹非凡的皇会、“截会”,名声远场的“卫嘴子”,等等,还刻画了形形**的天津的人物,如憨实正直,能跟随时代潮流而变革的傻二,武功高强、一身正气的鼻子李,蛮横无理、欺软怕硬、仪义气、缺心眼的大混星子玻璃花,如花似玉、心高气盛、爱出风头、出身贫贱的飞来凤,色厉内茬、一戳即破的号称津门武林祖师爷的索天响,以及正如玻璃花道破的“拿中国东西唬洋人,再拿洋货唬中国人”,最后不当中国人的假洋鬼子杨殿起……通过这些描写,冯骥才向读者展示了不乏“国民性”写照的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凝定着民族文化色彩的精神风貌.因此,他的对民俗民风的描绘,不是为了点缀、猎奇,也不是怀旧与复古,作一番民俗风情的展览,而是使整个社会生活的内涵更加地域化、民族化与深层化,表现了作家对于充满了民族性的生活的深刻开掘和剖析.他所塑造的种种人物的个性特点中,也无不显示着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折光及传统意蕴.除傻二、鼻子李、刘四叔等之外,冯骥才也并不避讳那些民族文化传统中的糟粕因素的展示,如玻璃花、死崔、杨殿起、蔡六之类代表的恶势力,以及义和团在抗击洋人时所表现出来的愚昧落后,而以他敏锐、严峻的眼光,正视、剖析了中国人过去的历史,从流淌着的民族文化血液中寻找新的出路.作品最杰出的地方是傻二的神鞭敌不过洋枪子,失去了当日凛凛威风.但他没有抱着祖宗的“精血”不放,而是跟随时代、历史前进的脚步的变革,由“神鞭”变为“神**”,求得生存权.傻二说的“祖宗的东西再好,该割的时候就得割.我把‘鞭’剪了,‘神却留着.’”表现了我们民族的革新和进取的时代精神.整部作品“既有现实主义的风俗人情描写,又有现代主义的荒诞手法,互相交融,互相渗透,浑然一体,交映成趣.这种多样化的创作方法,正是时代生活日趋多元化的必然反映,也是冯骥才个人的艺术素质与特异才能所决定的.”因而《神鞭》荣获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并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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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在《神鞭》附记里表明了他的创作意图，即“要在《雕花烟斗》、《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等这一条路之外，也在《铺花的歧路》、《走进暴风雨》等那一条路之外，另辟一条新路走一走。即写写地道的天津味儿。笔下纸上都是清末民初此地一些闲杂人和稀奇事。”《神鞭》便写了一个关于辫子的神奇故事。作品通过“神鞭”的兴衰变化，细致真切地再现了晚清时具有浓郁的天津味的市井生活。冯骥才走的这条“新路”，即是把荒诞手法与写实主义的社会风情画揉合在一起，从而使这一历史小说具有了现代意识。作者以出神入化、虚实结合的手法，生动地描写了神鞭如何在庙会上把大混星子玻璃花抽得鼻青脸肿，如何打败色厉内茬的所谓津门武林祖师爷索天响，如何把蔑视中国人的东洋武士打得晕头转向；写出神鞭之神，“挥洒自如，刚猛又轻柔，灵巧又恢宏”，“随心所欲，意到辫子到，甚至意未到辫子已到。这辫子上仿佛有先知先觉”，似乎是祖宗的精灵附在上边。这既荒诞又神奇的辫子功，之所以使读者感到真实可信，正在于这些荒诞的情节非常贴切、巧妙地镶嵌在极其逼真精细的富有天津民俗特色的现实主义描写之中。冯骥才运用幽默诙谐的富于天津味儿的语言，不仅写出了道道地地的天津风俗地方特点，如天津卫的热闹非凡的皇会、“截会”，名声远场的“卫嘴子”，等等，还刻画了形形**的天津的人物，如憨实正直，能跟随时代潮流而变革的傻二，武功高强、一身正气的鼻子李，蛮横无理、欺软怕硬、仪义气、缺心眼的大混星子玻璃花，如花似玉、心高气盛、爱出风头、出身贫贱的飞来凤，色厉内茬、一戳即破的号称津门武林祖师爷的索天响，以及正如玻璃花道破的“拿中国东西唬洋人，再拿洋货唬中国人”，最后不当中国人的假洋鬼子杨殿起……通过这些描写，冯骥才向读者展示了不乏“国民性”写照的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凝定着民族文化色彩的精神风貌。因此，他的对民俗民风的描绘，不是为了点缀、猎奇，也不是怀旧与复古，作一番民俗风情的展览，而是使整个社会生活的内涵更加地域化、民族化与深层化，表现了作家对于充满了民族性的生活的深刻开掘和剖析。他所塑造的种种人物的个性特点中，也无不显示着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折光及传统意蕴。除傻二、鼻子李、刘四叔等之外，冯骥才也并不避讳那些民族文化传统中的糟粕因素的展示，如玻璃花、死崔、杨殿起、蔡六之类代表的恶势力，以及义和团在抗击洋人时所表现出来的愚昧落后，而以他敏锐、严峻的眼光，正视、剖析了中国人过去的历史，从流淌着的民族文化血液中寻找新的出路。作品最杰出的地方是傻二的神鞭敌不过洋枪子，失去了当日凛凛威风。但他没有抱着祖宗的“精血”不放，而是跟随时代、历史前进的脚步的变革，由“神鞭”变为“神**”，求得生存权。傻二说的“祖宗的东西再好，该割的时候就得割。我把‘鞭’剪了，‘神却留着。’”表现了我们民族的革新和进取的时代精神。整部作品“既有现实主义的风俗人情描写，又有现代主义的荒诞手法，互相交融，互相渗透，浑然一体，交映成趣。这种多样化的创作方法，正是时代生活日趋多元化的必然反映，也是冯骥才个人的艺术素质与特异才能所决定的。”因而《神鞭》荣获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并不是偶然的。